“然而因为中国没有区分成人色情和儿童色情，即使有关司法解释对儿童色情规定了低于一般淫秽电子信息的入罪标准，但总的来说，还是会影响打击儿童色情的力度。”苏文颖说。一是执法人员面临大量的网络淫秽、色情信息，很难将执法资源倾斜在打击儿童色情上；二是这类犯罪整体量刑不重，针对儿童色情的犯罪与国外相比处罚较轻。“在很多国家，成人色情不一定违法，但儿童色情却是一道不可触碰的高压线。此外，很多承载此类内容的服务器多在国外，也给执法带来难度，迫切需要更多国际合作。”

杨延丽是一位“新北京人”。她2006年来北京读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公司没有“留京指标”。按照北京的限购政策，她要工作并完整纳税5年后才能有购买商品住宅的资格，获得保障性住房就更是奢望。

《浙江:骚扰电话挤占 110总接警量超四成为无效警情》皮艺军对《财经》记者说，这与儿童保护法律过于粗放、宏观有关，中国两部与儿童保护有关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虽然起到积极作用，但严重缺乏可操作性。性侵儿童报案难、缺乏避免儿童二次伤害的取证机制、缺乏专业部门服务等说明了该问题。